年一度的大专辩论赛，于今年改称“大专辩论会”，正在中央电视台不冷不热地播出。虽然还没有最终的统计，但估计是很难再创电视辩论赛初露锋芒时的辉煌。
不可讳言，自1986年中央电视台首次转播了由新加坡广播局举办的“亚洲大专辩论赛”决赛以来的近20年间，电视辩论赛由平淡而极盛又趋于平淡，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整演绎了一项事物的演进历程。不过或许应该指出的是，迄今为止的冷、热之别，大多指辩论赛通过电视转播而受到一般公众关注的程度而言，而学生们的参与热情，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媒体传播效应的屏蔽而并不为观众所知。一般受众对电视辩论的热情，起自对其新颖形式、思维激荡和论辩技巧的新奇之感。而当新奇不再，又有更多的信息形式充塞媒体和街谈巷议之时，受众热情的衰减几乎是必然。但对于辩论的参与者而言，辩论本身的意义，并不因受人关注程度的弱化而损失。从电视转播中可以看出，今年参赛学生为辩论所投入的热情和智慧，丝毫不逊于电视辩论赛鼎盛时期的学长。相信他们从辩论赛中所体会到的乐趣和收获的成果，也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重要而难以替代的影响。
辩论古已有之。人类探求真理的冲动，和享受思维激荡的乐趣，使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，就深陷辩论的“泥淖”而不能自拔。人类历史上最值得怀念的“好辩”时代，如古希腊雅典时期，或中国春秋时代，恰是东西方文明留给人类最伟大和丰厚遗产的伟大时代。不但当时的真理之辩奠定了所有人类哲学的基础，即使是看似“无厘头”的口舌之辩，也直接促进了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发展。
就人类整体而言，显然已经走出智慧启蒙的儿童时代。但就每个个体而言，对真理的探寻、对思维的训练，却依然是必须的过程。而辩论显然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。以往历届大专辩论赛的优秀“辩手”们，大多在后来的学习、工作中，受益于辩论带给他们的训练有素的智慧和风度。此次辩论会上充任“提问嘉宾”的四位往届“最佳辩手”，通过对场上辩论的聆听、思考之后所提出的问题，往往直捣辩题的主旨，和辩手们在论辩过程中所露出的“破绽”，其表现出的观察、归纳和思辨能力，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，都远胜参赛辩手们一筹。阅历自然是重要的原因，但以往通过参与辩论训练而成的思辨能力和思考习惯，显然对他们的成长多有助益。
比较而言，此次参赛的学生则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。在其论辩过程中，向“上”难以达到哲理思辨的高度，向“下”则大多未能将辩题“落地”到社会现实层面，于是在大多数场次中，都局限于概念、逻辑层面的缠斗。即使是在诸如“手机拉近人的距离”对“手机疏远人的距离”，或“人的财富越多越自由”对“人的财富越多越不自由”这类既可引入哲学思考，又可直涉社会现实问题的辩题，辩手们的思路，也大多局限在语词概念或经验层面，你来我往、词锋凌厉，却终究难见深刻的思考和深切的关怀。
与其批评学生，更需反思社会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启蒙思潮，显然为当时的辩论赛营造了难得的思想氛围，也为参与辩论的学生们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、提供了丰富的“弹药”。而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普遍世俗化、功利化，和人们更多地专注于自身利益的追求，哲理沉思、价值追求、人生情怀，在整个社会舆论环境中已成空谷足音。曾经成为舆论热点的义理之辩，已经让位于价格听证会上的具体利益之争。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，学生们是无法在自己的脚下堆起一座假山而做巅峰之论的。
或许大专辩论会坚持不懈地举办的重要价值，在于它以最集中也最极端的形式，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精神特质，甚至成为观察社会演变的重要窗口。至于电视辩论能否继续得到观众的关注，则除了寄望于形式的求新之外，更在于能否使论辩的题目更切近社会现实，或更多地触及现阶段大学生及普通青年们所面临的真实人生。这当然需要一个缓慢的蜕变和爬升的过程。而可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的因素，唯有更多人以更大的热情和自觉，投以更多的关注。
